写出关于黄公望的读后感汇编(82)

我记得，当时连一些非常抬举我的文化长辈也深感奇怪。本来，由于国内一批著名文史权威的强力推荐，我连副教授都没有做过一天，破格升任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但他们很快发现，我转眼就不再黏着于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独自一人开始了废墟考察，而且范围漫无边际，完全不可归类。连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间傩仪都成了我实地研究的对象，他们对我产生了陌生感。而我，则因摆脱了一种高雅的黏着而无比兴奋。
现在，海内外的读者都能证明，我在“脱黏”后的成果，远超以前。
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这种依靠也是一种限制。一旦摆脱，就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以“陌生化”、“间离化”的视角看得更深、更广、更远，甚至产生专业之外的洞见和预见。
那就不妨再举两个私人例子。
我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却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见《行者无疆》初版第289页）；其中，又判定希腊社会已经“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见《千年一叹》初版第27页）；而且，我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见《行者无疆》初版第326页）。
好几位财经专家问我，为什么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准确的预见？我说，原因就在于我不是财经专家，不会黏着于那么多数据、报表、曲线，只能从整体上粗粗地观察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社会生活和精神状态，反而对了。
记得就在准确地预测了欧洲经济之后，我还以非专业的外行目光，对自己身边的一家老式百货商店进行了预测。当时，在各种新兴“超市”的包围下，上海街市间的这种老式百货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转制”也无人看好。而事实上，全上海同类商店这么多年下来的存活比例，确实也微乎其微。但我，却早早地发现了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轻经理，觉得他就是前途，便进行了投资。现在证明我的这个预测又对了，有的财经评论员有点嫉妒。我说，很抱歉，你们这些财经评论员太黏着于专业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作“事后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