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关于黄公望的读后感汇编(72)

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气魄雄伟，实际上仍是西方本位论面对新世界的一种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顿先生一个人身上。
可以肯定，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课题，将会在二十一世纪被反复讨论。本来，我是准备在与亨廷顿先生对谈时向他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论，西方建立于近三百年间，而中华文明却已实际延续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断；这四千多年，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严重冲突。
这个素材与冲突有关，应该会引起他的重视。
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这一些。
历史将证明，今天发布的这个报告，和联合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一样，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当代展现。它虽然显得低调，却非常重要。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让这种重要，真正成为重要。
谢谢总干事。谢谢诸位。
身上的文化（1）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共汽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