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斯诺读后感精练(2)

如何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是本世纪备受关注的议题，“斯诺命题”引发的争辩使得科学实证主义向后经验主义曲折演进。波兰尼对两种文化之争做出了独特的回应，以个体知识论挑战逻辑实证主义解释观，向后现代批判哲学大步迈进。本文探讨缄默知识外显化模型的演进历程，架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之间特殊教育的这道桥梁。
一、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性和科学性的质疑层出不穷，试图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和效用标准来衡量社会科学的产出结果。社会科学的个别化属性和不确定机制对其本身的生命力造成了威胁，实用主义思潮把“是否有效”作为其验证尺度却忽略了其特有的文化历史背景。1959年，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有关两种文化的演讲，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两大文化阵营的对峙，这就是经典的“斯诺命题”。他主张用科学技术来改变社会，解决贫困问题。
至此，“两种文化”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这一公共领域和哲学领域的共同话题，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广阔视角，揭示了深刻的社会文化意蕴。19世纪中叶，以孔德和密尔为首的科学实证主义者主张弱化科学和人文的差异，力图把自然科学的成果推广到社会科学之中。20世纪，作为新康德主义的领军人物，文德尔班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描述成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重普遍轻特殊的大背景下，再次划清两大阵营的界限。
诠释学代表狄尔泰更是明确揭示了人文社科本身独立自主的特性。海德格尔实现了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理解和解释已经超越了精神科学的表征方式，为人的原始的存在方式提供了载体。[1]与此同时，科学实证主义也在进一步走向精致化，即逻辑实证主义，力图构建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用于表达一切可知的对象。而后，科学哲学迎来了后经验主义时代，实现了解释学从本体论视角向实践哲学视角的转换，而自然科学正是其首要的试验田。从社会科学向人文科学看齐，到两大文化针锋相对，再到自然科学的人文化，峰回路转，跌宕起伏，两种文化的分裂与融合正是哲学积淀的艰辛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