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必起于州部的读后感集合(42)

林语堂先生似乎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及极狭小的心胸，我认为很有道理。正是因为他的性格上过于执拗，在他当权之时，几乎所有的事物都由他一人的意愿决定，正所谓"兼听则明",而这位"拗相公"几乎不听，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消息是有多么的闭塞，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忠正贤良和仗义执言的大臣都一个一个离他而去，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才不副位的爱对他俯首帖耳的小人，而有才华有思想的士大夫基本上都没有和他站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拗相公"的脾气和胸怀，另一方面是因为利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利益决定选边站的位置，反对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王安石的新法严重触犯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拼死抵抗的。而王安石并不仅仅是因为受到神宗皇帝的青睐就能够变法的，本质上变法是皇帝的工具，用以集中权力的工具，因为在他之前的皇帝给他留下了一大批能臣，比如韩琦，范仲淹之流，这些大臣有的是三朝元老，位高权重，可想而知当时刚刚即位的神宗皇帝难免会有权倾于下的担忧，正如他的祖先宋太祖曾经"杯酒释兵权",神宗皇帝选择了在自己为太子之时就跟随自己的王安石，对当时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王安石委以重任，让他全力变法，其实在皇帝的眼中，王安石使他的一个有力的身边，替他驯服老臣，神宗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坚持推行新法20多年，瞅着机会，差点灭掉虎踞在赵宋王朝西北部的西夏，而他的权力，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变法，来自于王安石，王安石虽然性格执拗，毕竟在神宗身边那么多年，神宗的意思还是应该了然于胸的，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有他的戏。
然而当时的苏轼年轻气盛又身在庐山之中，可能更多地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真是"拗相公"遇上了"拗相公","针尖对麦芒",而王安石后面有皇帝，于是东坡就被贬了。好在随着时光的流逝，东坡也越来越豁达开朗，最后到了接近仙人的地步，也许王安石的存在是他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真所谓"福祸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