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溜鸟汪曾祺读后感汇编(14)

汪曾祺笔下的人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只是接受着生活的样子，并享受着生活中存在的乐趣。汪曾祺以“欢悦的活着”作为自己人生的哲学，他的小说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文学表达。
因他喜酒嗜酒，一家人都监督他，生怕他喝多。小孙女就是个“密探”，偶尔汪老跑到厨房拿着作料酒偷偷地喝上一口，被小孙女发现了，她马上就叫起来“爷爷又偷酒喝了!”一次金先生从高邮捎去两瓶醉虾，汪老突然问金先生什么是最好的下酒菜，金先生回答说不知道，他说就是醉虾，有它喝酒就足以了。又有一次金先生去北京给汪老带去两条红塔山香烟，他说香烟你下次就不要带了，云南烟厂的老总说我 这一辈子的香烟他都包了，是白壳子的特供烟，定期送上门，象征性地收两毛钱一包。
汪老去世后，汪老的子女想找人写碑文的字，找到当时北京书画界权威林岫问谁写最适合，回答说汪老在世很欣赏大康的字，如若大康愿意写是最好的了，可大康的字在当时最高的已卖到一万元一个字，汪老的女儿汪朝找到大康并说明来意，大康欣然答应，二话不说就写了“高邮汪曾祺”五个苍劲有力的楷书，钱分文不收。后来应汪家要求，补写了“长乐施松卿”及“之墓”七个字，形成一个合葬墓碑文。事后汪家过意不去就给大康送去两瓶好酒，大康依然不收，说他的酒喝不了。
说到大康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有一位房屋开发商到大康的住处想要他写字，当知道他的身份后大康就断然拒绝，并忿然地说“简直是岂有岂理，对牛弹琴”。
据说汪曾祺家人曾有意愿将汪曾祺的骨灰分一半安葬到高邮，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爽快认可，汪家人也淡定低调。汪老在世时曾要求落实政策，返还部分房产，以便常回来小住便于写作，但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始终没有得到落实。近期高邮文化界有人曾就汪曾祺房屋以前没有落实政策的问题打起口水仗，我认为很没有必要。若要说以前的市领导有责任，但近两三任市领导都承诺要对“汪氏故居”投资改造，就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这责任又是谁的?外地许多名人经常来高邮“朝圣”汪曾祺的故居，看后心情都十分地难受。近期，汪氏亲属实在等不下去了，自已掏钱进行维修。故居与纪念馆是两个不同慨念的建筑，不可偏废与替代。都喊要打造文化高邮，创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何又偏偏对汪曾祺故居这个现成的招牌不修造呢?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