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狗秋千架读后感汇总(10)

我相信莫言对最朴素的写作立场的寻求：作家首先要放弃的，就是他对老百姓的蔑视，这样的蔑视很容易会和“爱”混同在一起。五四以来的作家们在写到这样的 “人民”的时候，无不是充满了矛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是一个典型，他试图用文字来拯救他的人民，但事实却是他从未相信过他们是可以拯救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闰土? ?他们哪一个是可以拯救的?甚至他自己也不能被拯救—— “狂人”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隐喻，深深的孤独毁了他的自信。这就是启蒙主义者和他们的叙事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某种意义上鲁迅后来不再写小说，也与这样一个矛盾有着深层的关系。在他之后，知识分子的从“为人生”到“为人民”的写作，无疑体现着他们对高尚的写作伦理的不懈追求，但其中不可否认的，也暗含了他们的优越感和权力思想。
有没有真正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我表示怀疑，因为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也没有必要“写作”的;但我又相信莫言的真诚，这种将自己视同老百姓的“平民意识”，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心态的反省。这种反省固然跟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情境—— 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遭到了来自商业暴力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兑—— 不无关系，包含了某种“表述的智慧”，但也是基于对前人写作的认真思考。莫言之所以认同“民间”的价值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和趣味发生怀疑，在我看既是对一个固执的自我幻觉的扬弃，同时也是对写作的价值和伦理的一个重新定位。其实也许可以这样说，以“知识分子”的心态反而是无法真正“代表人民”去写作的，而只有“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才会实现“真正的民间写作”—— 在事实上书写出人民自己的意愿，这应该是这句话的真正潜台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一概念是真正知识分子化的一种理解，不仅是身份的降解，也是一种醒悟，一种精神的自省与自律。我认为，莫言也许因此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令二十世纪中国的作家长时间地陷入迷途的问题。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为人民”或 “代表人民”的写作，虽曾以其崇高的人文和启蒙含义激励过无数的作家，但“被代表”之下的“人民”却往往变成了空壳—— 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所感所想，从未真正得到过揭示，正如德里达所欲图解构的“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一样，“人民”，他们无形当中的“所指”会变得隐晦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