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人的城市生活读后感汇总(28)

从出行与仕官、出行与归葬等的关系，韩愈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他所处时代与此前时代的不同。他在《送杨少尹序》中说：“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官做到哪儿，家就安在哪儿。这与此前士族社会那种植根于地方家族的状况有了一些不同。这是社会性质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化，是静止社会向流动社会的变易。韩愈又在《改葬服议》中说：“近代已来，事与古异。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还……及其反葬也，远者或至数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从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变服之例，而反为之重服欤？”在《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中说：“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贫讣告不及时，则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鲜矣。”这就是说，韩愈认为“出行”即“或游或仕”、“男出仕女出嫁”等是“今”是“近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它对传统礼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礼仪制度应该随着社会的这种变化而有所改变。
韩愈把“出行”看作区别“近代”与“古代”的重要标志，可见“出行”对于当时人的重要性，同时也可知韩愈确实是一个关注社会生活、关心社会变化的不泥古的文人型官员。
当时在行生活方面还有许多制度。择要而言，第一，贬官时一旦接到被贬的诏书，必须立即离京，一般不得超过第二天，家属则随之也必须离京。韩愈被贬阳山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贬潮州时自己先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女儿的病死曾深深地刺痛了韩愈的心灵。从文中还可知，不仅贬官本人要走驿路、住在驿中，家属也住在驿里。韩愈诗文中有许多出使乘驿马、住驿中的记载，由此或可说明在贞元长庆年间，唐代馆驿制度还未遭到大的破坏。第二，唐代制度，公事出行每日走多少路，是有规定的。《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条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天宝五载（746年）又规定“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