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读后感两百字细选(16)

三闾大学虽然地处湖南一个偏僻的乡下，但远非一方净土。道貌岸然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这个“老的”科学家找教授的出发点决不是为了教学，为的是好控制他们，因而他找的教授，诸如李梅亭、韩学愈、汪处厚、刘东方等都是些“没有名望的”“并非非有他们不可”的人。他不敢得罪部里的次长，只好让他的伯父汪处厚做了中文系主任;以学校高价买了李梅亭的一箱子西药作为对老朋友的补偿。高校长有怕硬的一面就有欺软的一面。面对涉世不深、没什么身份背景的方鸿渐就大施手段、欺骗压榨，食言降其为副教授，狠狠给了方鸿渐一个下马威。堂堂国立大学的校长就是这样一个心术不正、老奸巨猾、玩弄权术的学术界政客。
—种是真正大的写入，他们有他们独特的才能，他们有他们高尚的情操。他们是因为他们近乎模范的举止，才赢得别人的尊重。而另—种，则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用旁门左道，说谎时，能够令自己都骗过来。他们深有城俯，他们的行为举止有时真是没有良心可言，犹如上面写的校长。而社会上更多的，是后者，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袁世凯用了多少手段才当上大总统?乾隆是如何登上皇位的?就连现在的企业在商场上竞争，也用尽手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面对这些时都能够狠下—条心的。多数的人都像方鸿渐—样，有那么一点的良心，有那么—点的虚荣。他们处处做小人，又不得处处提防小人。他们也知道世道的艰险，可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就好像方鸿渐想知道韩学愈文凭的真伪，以此找回自己的公道一样。熟不知道，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或许《围城》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情场也罢，名利场也罢，乃至当时的整个旧中国就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围城》中这些人物身上的蜕变人格是在中西文化交会中所产生的畸形儿。他们在西方文化面前的盲目的崇拜反而加速了传统的国民性与媚外哲学的碰撞，使民族在惰性中又浸染上了西方商业文化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造成了人格的异化。当时留学现象趋之若鹜，不仅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要出国，就连专学中国文学的学生也要出国“深造”，因为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就像方鸿渐所说：“现代的留学生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可以摆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了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痞子，非出不可，见了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们，有抵抗力自卫。”但是，有些出过痘子的人，对这件事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