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评梅的散文读后感精选(10)

冯友兰先生常常勉励女儿，人在名利途上要知足；在学问途上要知不足。在学问途上，聪明有余的人，认为一切得来容易，易于满足现状。靠学力的人则能知不足，不停于现状。学力越高，越能知不足。知不足就要读书。长期以来，读书已成为宗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冯老还为宗璞写过一首龚定庵示儿诗，诗句是这样的：“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冯老说写这首诗的用意，特别在最后一句。
冯友兰是民国时期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师、思想家，他对女儿思想的谆谆教诲，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诸位前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时代。但对于中华文明的完善，中华文化整体人格的形成，就未必是一件坏事了。搬起指头数数，梁启超、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鲁迅、胡适、冯友兰……，哪一个人的"名字不是响当当？有了他们，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都似乎减轻了一些伤痛，一个屈辱的时代似乎也有了一点点亲切的温暖，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不提到的文化脊梁。经常和人讨论为什么那个时代出了这么多的思想大家、学术大师，思前虑后，只能说他们的学问，进不求名，退不避罪。那是一个需要思想唤醒麻木中国人的时代，每一位思想大家、学术大师的肩上，都有一副沉甸甸的重担。历史和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是唤醒麻木的同胞，而不是获得自身的完满。
他们长年孤灯，踽踽独行，为的只是一种学术的传承。有时候，传承比实用更有意义。
民族灾难使他们屈辱，屈辱赋予了他们使命，使命赋予了他们责任，责任鞭策着他们成长，成长促成了文化的繁荣。作家朱鸿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创造意义的思想家几乎都出现于小时代，因为小时代相对宽容，春秋，魏晋南北朝，民国，都是这样的小时代”。我并不是完全认同。小时代的思想繁荣，不仅仅是小时代相对宽容，还因为小时代的人有一种民族群体生命前途的惶恐，从而忘却了自身个体生命的追求。鲁迅就是这样，学医也好，从文也罢，只为医治国人。鲁迅是伟大的。一个民族一旦危难，首先站起来的竟然总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