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记律读后感合集(22)

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类文明最初的时期，那时国家被分为两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用这些权利对于被统治者施以压迫，剥夺他们的自由，当然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过程，因此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权威被建立在选举、授权的基础上，他们不敢随意施设自己的淫威，被统治者就以为统治者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是统一的，但事实上，这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理想状态，密尔认为，这种情形会产生侵害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数的暴虐，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不属于多数人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视；所谓的大家共同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而其余的一直必定被忽视或受到压迫。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财政生活中已经显露出苗头的“多数的暴虐”忧心忡忡：：“普选制度事实上使穷人管理社会。”“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没有应当课税的财产，国家的公共开支似乎只能使他们受益，而决不会使他们受害；其次，稍微有钱的人不难找到办法，把赋税的负担转嫁给富人，而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当政时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有显著节省。这项开支经常是很大的，这是因为立法抽税的人可能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赋税的负担落到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38—239页。）这就表现出，民主做真正表达出的只不过是大部分人，或者说是在社会的教育力量之下，使一些不愿意自己做出判断的人们形成的一种普遍观点，而这种观点，终究不能表达所有人的意志。
前文提到，社会总是在某种限度上干预到个人的生活，那么正确处理社会权威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限度就显得至关重要，找出一个在实际中可操作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限度也正是密尔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研究该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密尔把个人放在第一位，重视个人的自由与社会权威对自由最小的干预，社会对个人施以权威的方式主要有二，法律与社会舆论，密尔就是要找到一条准则，不论所用方式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力量还是社会舆论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在经过正确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尔找到了这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