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妪和酒坛的故事读后感聚集(10)

有个故事说“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连妓们会背白居易的诗都能身价高一筹，可见白诗的地位和影响。更有一个叫葛清的人，自称“好白诗”，此人不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三十余处”，而且背上也刻上白居易诗中字句，“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由于此人常袒胸裸臂于街头且行且歌，市人见之，便呼为“白舍人行诗图”，这人也实在是太痴迷了。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
但是“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使他的讽喻诗最受重视。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其中《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充分表达出了自己的爱恨情仇，是真正脍炙人口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