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玉玺读后感聚集(54)

唐太宗以前的帝王对于实录还是有一定的戒惧之心，一般不翻阅，以防干预史官记录，这也算一种规矩。但是唐太宗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他在生前就觍着脸皮翻阅实录，声称“若自己有不好的地方，也可以作为鉴诫嘛。”真实原因可不是这么回事，他非常关心史家如何记录玄武门之变。他看过之后还觍着脸说：“同志们，你们当秉笔直书啊，没有什么需要隐讳的，毕竟周公不也有诛管蔡之举嘛!”这种指导性意见的下达，史官们自然是心神领会。
今天，虽然早已不是为尊者讳的时代，但我们读史，特别是古代史，一定要明白史家为尊者讳的“良苦用心”，认清曲笔、隐笔、讳笔，才能体会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比如《资治通鉴》中描写汉废帝刘贺，把他描写成一幅奸邪小人的模样，偷鸡摸狗不如也，废除的时候，甚至罗织有千多条罪状。刘宋废帝刘子业，凶残暴虐，滥杀无辜，天良丧尽，淫乱无度。还有五代十国时期朱温，功绩被一笔抹过，淫乱成为他的重头戏。如此等等都是曲笔，是为了完美继承者帝王形象所作的艺术加工。
其中有些地方描写到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微妙关系，往往是闭口不语，我们读的时候可要小心。比如隋朝末年，李渊太原起兵，为了防止突厥趁虚而入，不得不采用绥和政策。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又恰逢突厥内讧，唐军乘虚而入大败突厥，此时太宗感叹昔日高祖向突厥称臣的苦衷。但我们翻阅史书，完全找不到高祖“称臣”的证据，这些就是隐笔。
关于华夷关系的描写，更是不伦不类。自古以来“强无恒强弱无恒弱”，强弱转换是常有的事。华夏与夷狄之间也得遵循这个道理，但我们在史书中很难看到华夏向夷狄称臣的记载，往往描述的都是华夏高高在上夷狄处下，都恨不得来当干儿子。比如隋炀帝巡边时，启民可汗奉表上言，竟称自己非突厥可汗，而是隋朝臣民，希望率领部下改穿汉服，如同华夏。隋炀帝听后以为不可，于是才作罢。
于兹盛况，隋炀帝还诗兴大发，作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