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史读后感2000合集(26)

实际上，对基因编辑的批判大多都站在了道德和伦理的制高点上。基于我们现在的认识结构，我们也的确有理由如此批判。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非人为的安排生命开端的偶发性，与赋予人类生命在道德形态上的自由密切相关。在康德看来，意志是有生命的理性存在者行动的动因，而自由则是这种因果性行动在不依赖任何外来原因而起作用的内因。可现代生物学却告诉我们，我们所认为的自由（其实又何止是“自由”，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都属于这个范畴）实际上只是生物预设与外界因素随机的结果。我决定做一件事，是因为我体内这一时刻由一种或几种化学物质分泌量的不同造成的，而这些化学物质的产生与分配的不同是由复杂的生物机制和及其偶然的外界干扰造成的，而根源上并不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如果说甚至都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那样，那我们又凭什么说基因编辑就是一种干涉自由？
难道干涉既有的生物机制和干涉纯粹的随机过程就是对自由权的伤害？
从对人文主义本身进行分析的角度。
人文主义在黑暗的中世纪兴起，赋予了人以最高的价值，也是很久以来指导我们形成自适逻辑体系和方法论的最重要思想。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也必将受到不小的挑战。让我们先确定讨论前提：我们在讨论一个可行性的问题，而不是合理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假设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完全成熟。既然人文主义要我们追求幸福，那么如果有一天我身患疾病，只有基因编辑可以挽救我的生命，我是否使用这项技术来获取幸福呢？恐怕很少人能从心底说不吧。那么从极端的情况推广开来，如果基因编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我们获得一些使我们开心满意的特质，例如更美丽的外表、更强的反应能力或者更聪明的大脑，那么我是否应该像现在挑选衣服一样挑选那些给我带来快乐的特质？以一个人的身份去追求独特的属于我的价值体验和快乐不正是人文主义所推崇的嘛？如果继续推广，当有一天我的孩子利用技术就可以获得更强的社会生存能力，又会有多少人抱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想法选择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