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功臣候者年表读后感汇编(36)

含有个人情绪流露的最典型例子则莫过于《淮阴侯列传》里蒯通对韩信一而再，再而三的游说细节了。这段两人间屏开左右后私下里游说“反汉”的文字详尽地竟然达到千字以上，在《史记》里显的尤为醒目！显然有着司马迁特殊的寓意。
蒯通先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对天下大势进行分析，提醒韩信拥有鼎足天下的良机。韩信表示感怀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信弃义。
于是蒯通又举出大量的实例对君臣关系进行分析，警示韩信功高盖主必遭猜忌，过去再有君臣之恩、亲友之情、朋友之义，都难免在利益面前彻底翻脸，化友为仇。终于发出了“野兽已尽而猎狗烹”这一名言。这段游说对读者而言针对的已不只是韩信与刘邦两人间的关系，而是借蒯通之口大胆揭示整个君臣体系的本质所在，明显带有司马迁对个人际遇的强烈感悟了。
而韩信依然犹豫不决。于是，蒯通干脆从主观的角度把他对事成者的观点和盘托出。“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什么仁义道德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抓住机会，当机立断。说到底，有野心，敢行动，抢占实际利益才能成大事。这无疑把掌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与成功秘诀彻底的揭露在读者面前。
由此观之，司马迁之所以用这么多篇幅详述了蒯通的游说内容，一方面对韩信有着相当的同情，为他错失良机而可惜，另一方面更是用春秋笔法对统治者的阴暗面进行了一次愤懑不已的揭露。
作为一个史官，更由于在人生后期作为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宫人，司马迁实际是没有进行个人文学创作的自由的。所以他唯一留下的私人文字《报任安书》才如此珍贵，其中的肺腑之言才最具文学味道。而后来的正史著者，尤其从唐朝开始，要么是吃官饭的，要么直接就是当朝上层官员，从内容的灵魂上讲，与文学精神可说是两不相干了。
传奇，戏曲，历史演义故事乃至汇合而成的小说作品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士大夫与统治阶层，而是包括了平民在内的各阶层人群，很多作品也先是以手抄的方式私下流传，这才开始了作者的个性化和针对读者的商业化，其故事性才更值得研究，也更容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