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文言文读后感合集(4)

柳说自己不如韩愈，大约是谦抑之辞。韩愈的文章的长处，在于骨力气势，情理交融，不论结构文字，都能苦心经营而不露斧凿痕迹，相比之下，柳宗元最精致的文字（如《永州八记》），反而显出有点“做”。可以说，韩文有一种厚势，确实为柳宗元所不及。但是细究下来你会感到，这种厚势极非来自学问修养，也非来自玄想哲思，多半是从文字章法里直接体现出来的。简单的说，就是韩愈的优势首先是文学技巧要更高明些。但是你得知道，这两位可都不是首先以文学家自居的，那么再比比别的东西，也就不能说是我多事。为人这里先不谈，单说思想。韩愈虽然标榜“文以载道”，但他的《五原》不过是儒家寻常的见识，和柳氏的《贞符》、《天说》一比，高下立判。当然，另一个意义上说，见识寻常不是坏事，因为正好利于普及。
说到底，为不为师主要还是跟性格有关。韩愈好为人师，自然在提携后进上颇有功绩，但是他一方面固然因此承担了压力，另一方面，这样做也给他带来极大的成就感，——他是很向往一个宗师的身份的。看韩文我总不免有这种感受，他最好的文章里，都多少有些顾影自怜的意思，看似自责，实则炫耀的内容甚多。他的发言率真，无所避忌里，有忠正刚直的成分，却也有不知天高地厚一时冲动的成分，甚至多少还有点好出风头的意思。他的性格过于外露，以上是一端，“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与文字”也是一端。他的怨气常常过盛，但又有幽默感，有自我解嘲的本事，这就是韩愈文章的“狡狯”处。尽管并非韩愈的本愿，但是这种作文时的“狡狯”最终还是不免流露到做人上来。犯颜极谏的时候，他确有为了心中的“道”而不惜代价的决心，可是对于这个代价他其实并没有很清醒的认识，因此事后往往后怕。
《论佛骨表》，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但一到贬所，又立刻上表请罪。也正是因此，柳宗元的命运是一贬再贬，而韩愈两次获罪，却都在不久后又回到了长安。
表面上看，柳宗元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文人的儒道二元的性格，“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可进可退，伸缩的余地较大。而韩愈则儒家得很纯粹，甚至只讲兼济天下，连独善其身都恨不得要否定掉。但实际上他积极入世，却不脱文人常见的毛病，对世事人情的认识过于简单。愈了，就不免退之，性格上的不甘退缩，最终往往是以人格上的更大的退缩为代价的。终于，柳宗元写信给担任史官的韩愈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卒无可托乎？……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矣。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曰师曰弟。云者”，本不可笑，但有时却又似乎终于不免可悲，不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