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疫情宣讲读后感精选(4)

未成年人的心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教育部门需要制定一个内容详尽而具体，且含有相应后果模式的行为规范，让学生养成底线意识，告诉他们哪些行为是同学、老师、学校和社会不能接受的，以及这些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一些成熟的
由于校园欺凌事件涉及较多学生，在案件的处理上，学校应该占主导，同时应该赋予学校一定的惩戒学生的权力。在目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框架下，对一般的校园欺凌行为，有必要找到一些合适的、有效的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措施，让学生更有规则意识、校园更安全。
根治校园欺凌，适度法律介入不可少
与校园欺凌的严重程度相比，我国当前对这个问题的治理还显得十分滞后。不论是《未成年人保护法》 还是 《反家庭暴力法》，都旨在解决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施加暴力的问题，对于未成年人之间实施的暴力、侮辱行为却都没有涉及。我国对暴力侵害、妨害自由等行为的法律惩戒标准过高，比如只有造成人体轻伤、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才分别构成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和非法拘禁犯罪，对于侮辱、诽谤则必须造成严重后果才能构罪并且该罪必须要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自行去法院起诉。校园欺凌上升到 《刑法》 的少之又少，而 《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最高处罚标准是行政拘留十五天，且该法同时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应当说，基于未成年人特别是中小学生心智上的不成熟，法律在对他们进行处罚时进行额外的保护，有其正当和可取之处。
但问题在于，受到校园欺凌侵害的未成年人权益同样需要保护。保护未成年人不应该片面化，更不应该异化为对不端行为的宽纵，免受同龄人的暴力欺凌和伤害同样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主题。
立法问题之外，更为普遍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学校不希望法律的过多介入。出了校园欺凌事件，不到万不得已，学校很少会选择报警求助。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久而久之，校园似乎成了法外之地，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反而成为滋生校园欺凌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