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贵阳数博会读后感汇集(16)

王伯安此文落重墨来讨论知与行，心与理的关系。他极力反对朱熹的二分法，文中力斥“析心理为二之非”，试图弥补知、行，心、理等相关范畴间的缝隙。
朱熹根据《大学》首章，提出要先格物致知，然后才能正心诚意。因此便要“即物穷理”，去格一件件物之中的理。但此法甚为繁琐，而其结果是，按照王伯安说法，“博而寡要”。王伯安早年亦曾依朱熹所言去格物，然而格竹失败的经验才促使他抛弃朱子的格物之说，转向心学。
就此文范围来看，王伯安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理不在物上，而在人心中。所以脱离本心，去繁琐的在万事万物上求理无异于缘木求鱼，劳而无功。这样看来，王朱二者的差别在于为学近路的不同：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朱熹以格物为本，主张先去格身外万物之理，然后才能正心诚意致知；而王伯安却以诚意为本，意诚则本心明，本心明则万理自然通晓。在王伯安看来，朱熹的方法是务外遗内，舍本逐末，是“道在迩而求诸远”。
但是有人会觉得朱熹的“格万物”虽然繁难，但毕竟操作性更强。王伯安的方法太玄，容易流于佛教“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功夫。对此王伯安在此文一开头便申明了自己的学问与佛教的区别在于：自己的学问要求每日用功，而不像佛教那样凭空冥想。他通过引入他的知行关系理论，为自己的学说在实践上提供一种可操作的步骤，从而减轻了其理论的空洞玄虚。
王伯安的知行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为“知行合一”。他认为必须“知”后才能清楚明白的去“行”；而只有“行”后，才能将“知”落到实处。 “知”就一定要“行”，只有在“行”了之后“知”才完整，否则不是“真知”。用文中的原话来说就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这样，王伯安就将“知”“行”二者联系起来，修补了朱熹“知先行后”的说法所导致的理论裂缝。“知行合一”理论，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很好的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也即如何在道德判断和相应的道德实践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