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教育专题片读后感合计(14)

其次，根本不愿意进行制度化管理。如果说上面的原因还是出于真诚的相信，那么这条原因只是为了利益。不可否认，处在制度化管理中的人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一是自由受到必要限制，如复印密件请务必通过审批;二是得按规定投入资源，如定期更新保密技术装备。某些同志认为被制度约束既不自在又浪费时间，“依法治国，举措而已”(《韩非子•有度》)，何必那么认真。某些同志认为为保密工作投入人力、物力是短期看不到效果的，不投入似乎也不易暴露出问题。我曾经接到过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保密员的求助电话，她需要立即取出一份文件，但该单位古董级的保密柜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她说话的语调如同一个驾驶破车在沙漠中抛锚的无助女人。对于所有热爱自己岗位的同志来说，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怎样才能实现法治化。
其一，必须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法治应包含双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恐怕没有什么比一部必须遵行的恶法更可怕，也没有什么比高喊着依法却发现根本无法可依更可笑。健全良好的法律制度是法治社会的前提。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却发现了1960年沿用至今的防暑条例、火车撞死人最多赔偿300元的《暂行规定》。当然，还有本来就很低而在毒奶粉事件之后改成世界最低的生牛乳国标，真可谓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葩。保密法的《实施条例》迟迟未能出台给保密工作造成诸多不便，很多系统连定密范围也没有。法律制度的制定是凝结人类智慧的劳动，我们由衷地盼望：保密法律制度可以更具体系性，立法工作可以更专业。惟其如此，民众才能从推进法治的过程中受益，并对法律制度建立起信任。
其二，注重培育制度权威。树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是法治的集中体现。法律制度在与道德、政策等同时发挥调整作用时，法律制度应处于主要地位，且这种地位应被普遍认可。如果我们站在权威的来源这一视角之上,则至少可以看到三种类型的权威，即来源于信仰的权威、来源于传统的权威和来源于理性的权威。制度力所能及的是形成后两种权威。只有在公正得到践行，执法死角得以清理，使被管理者感知到违法的成本及守法用法的必要性等，民众才会理性地认同法律制度的权威。在此基础上运行，最终确定形成传统，在其效力所及的范围内，就产生了教化性的来源于传统的权威。目前，形成保密法律制度的权威除上述立法技术的改善之外，应当着重于“两个落实”。一是《保密法》“结果论”变为“行为论”的落实。应当在《实施条例》及有关配套文件中切实对调查、处理的流程、方式作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