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如梦起点的读后感总汇(88)

在考察中，余秋雨发现“在文化品位上，他们（知识分子/文人）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求仕”、“愚忠”使他们被封建专制所挟制。心中永远被“升迁”、“贬谪”的可能所囿限，这就导致了传统文化精英的处境以及心理上的两难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复杂性。
一方面，是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这是对文化事业矢志不移的灵魂支点。天一阁藏书的历史就是“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闪耀着范钦乃至范氏整个庞大藏书世家健全人格的光辉（《风雨天一阁》），李冰治水及其后人的现代延续则使中国“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他的自信，他的人格以对自然的征服而树立（《都江堰》）。张謇不做“状元”名号的殉葬品，而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学之外的蓬勃生命。”（《狼山脚下》）显然，在余秋雨看来，这是三种典型形式的自我选择，是传统知识分子最“健全而响亮”的人格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的贬官文化，包容着更复杂更多层次的内蕴。中国文人由于辞章入选为一架僵硬机器的零件，为官显赫时为文多不足观，而一旦罹祸，多半被贬谪流放到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但对于这些文人，“灾难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并进入最佳写作状态，“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文化和自然互相生成”，“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洞庭一角》）
然而，所谓宁静淡泊的孤傲，梅妻鹤子的洒脱中更多伴和着的却是知识精英自身从优选择的失误。正是，“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群体性的文化人格上趋黯淡。”（《西湖梦》）同样，这种失误也深刻地体现在文人手中的一支毛笔上。一方面，他们不断磨墨，寄情于书法；另一方面却“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使“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笔墨祭》）所以余秋雨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文明的突进正因此被滞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