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手记读后感600集合(4)

奇怪的是当我在读完后回顾整篇《地下室手记》，最为清晰的不是一张理应被想象得苦大仇深的地下室面孔，却是主人公在黑暗中点亮火柴，照见丽莎“受苦受难的目光”，仿佛那“不必要的微笑”确曾浮现在镜中我自己的脸上。这“不必要”精确得如此经络分明，带着同情、讨好的变味笑容被拒绝，是地位上的不必要，也是需求上的不必要：属于地下室的人并不真的需要一个微笑。或者不如说，他从来都不需要一个微笑，毕竟，“须知我写的是极其丑恶的真实。”
《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毫不避讳手记所展现出的人性丑陋，正如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您认为我是解放心灵、拯救灵魂、驱赶痛苦的人吗？许多人给我写信，但是我相信，我恐怕只能引起他们的失望和厌恶。”写作者深知诉诸笔端的这些信念指引的不是一条通往天堂之路，事实上，地下室人的丑陋如此真切，如此暴烈，以至于他那拒绝一切摧毁一切的"冲动裹挟着读者去相信唯一真实的不是生活，不是幸福，而是苦难。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永恒的追问：
“哪一个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万被心底罪恶的告白逼得发疯，从他身体中分裂出的魔鬼嘲讽道：“因为苦难就是生活。没有苦难，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而伊万无助地坦白，“我也在受苦遭罪，可我仍然不算活着。”伊万聪明精干的外在几乎正是地下室人的一个理想形象，拥有可见的“高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本质上，他们无从和解的自我却深信自己无力抵抗，只能屈从于内心的恶。
地下室人的形象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形象，因为人只要存在，便永远为那存在之所在而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人的意识发出呐喊，促使个性反对理性，促使冲动抹除判断，对于那仿佛已经确信无疑的属于钟表里的一枚齿轮、管风琴上的一枚销钉的位置，对于那无法推翻的“二二得四”，以超越理智的渴望呐喊——“我是人”。地下室人过于清醒地认识到，“我尊重自己，是因为我自己身上至少还能够拥有懒惰”，这尊重是可悲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已再难找到身为独立个体更为积极的确证，但我们却无法否定这一尊重，因着这懒惰、这自主的堕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在为自己争取一种哪怕是无益的渴望的权利，以此证明自己的生活是谁占据着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