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读后感的小说聚集(22)

我写高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自己不止一次的想过，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还没有把它完全去掉，虽然我不断跟他斗争。我在封建地主的家庭里生活过十九年，怎么能说没有一点点觉新的性格呢？......”在长时期的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过程中，尤其在经历了巨大的劫难之后，他发现了当创造
高觉新这个形象时潜在的创作动因。在《家》的自序中，巴金也明确的写明了这一点，他说他写《家》是为了写给他的大哥，因为他觉得他的大哥实在是太辛苦了，为了这个家牺牲了自己。但是他慢慢发现，其实大哥高觉新的形象也是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自己的性格，他们之间是共通的。所以无论从现实中看巴金他们一家她跟他大哥，还是从小说《家》剖析，我们都没有办法将觉新与觉慧的性格完全分离来研究，因为他们都在影响着对方，他们性格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高觉新的性格悲剧性在与，由于历史的安排，也由于自身弱点，他站在了封建家长势力和“家”的青年叛逆者“中间”。正是在这儿，“历史”的形象也呈现了。这两个人物，在“新”与“旧”之间，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既找不到依着旧秩序固有的位置，也找不到依着新思想该有的位置。生存在“过渡时代”爱之一切时代的人们，都可以就某种意义被认为是“站在中间的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但其中的多数，或进或退，趋向分明。惟有高觉新、祁瑞宣所属的这一群，无力地跨在两个时代之间的门槛上，进退失据。
“家”“国”这两个经常被并置的概念，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段往往构成了相互映射的关系。“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迅速碎解，出走的新青年一时成为最耀眼的文学形象，“家”作为老中国压迫和罪恶的代表。不断被控诉、放
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被放逐的“家”的意向在战争时代又受到“魂兮归来”的召唤，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家”成为对离乱的人心和破碎的国土的有效组织形式，就像1939年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到的，“家庭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家”“国”想象又以错杂的方式被组织到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以及新政权合法性论证的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