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双十一读后感细选(22)

根据记载，我国在商周时代就已经知道太阳历的周期，《尚书》明确地指出太阳历是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由于我国古代是采用阴历记载年月的，而阴历和季节、气象没有严格固定的关系，用来掌握农时安排生产活动很不方便，所以我们的祖先就用测量日影长短和黄昏时北斗星的位置而定出节气来。大约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吕氏春秋》中已记载有八个节气，以后逐渐补充，到二千一百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完备起来，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一书就已经有了和现在同样的二十四节气了。
余世存先生在之前的《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中已经对中国古人的时间观进行了全面的思索，而这一次的《时间之书》更是一种进一步的研究和印证。《易经》中的时间有两类观察角度，一类是后人抽象出的义理时间，如人们感慨的“豫之时义大矣哉”、“革之时大矣哉”、“随之时大矣哉”之类的，古人把时间分成豫时、随时、革时这样多维度的时间类型，可惜我们现在一般只知道泰时、否时等少数时间类型和否极泰来一类的现象。另一类观察角度就是余世存先生在《大时间》中曾详细论证过的.，古人用现代阳历系统来划分的时间，把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成64段，结合这种划分，《易经》分布了各种卦象。而《时间之书》中进一步指出古人若将一个太阳周期分为春夏秋冬四象，一年就会有四象时空，如分成八卦八节，一年就有八种时空，太极生分得越细，每一时空的功能就越具体，意义越明确，在二十四维时间里，每一维时间都对其中的生命和人提出了要求，我们的祖先对于天时有着超出时代的敏锐感和理解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祖先确实曾经雕刻过时光。
那一年，杏花烟雨，草长莺飞
余世存先生在《时间之书》中将“物道”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古人明白粗放与精细劳作之间的区别，明白农作物有收成多少之别，播种也并非简单地栽下，而分选种、育种和栽种等步骤，一切都必须合乎物道。余世存先生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物道的伟大意义，中国古代农民参与生成了对人类农业影响极为深远的水稻土，一亩小麦可以承载的人口是25人左右，一亩玉米可以承载的人口大概是50人，一亩水稻可以承载的人口则是200人左右。在农民这个职业上，中国古人做到了极致，英国农学家在19世纪初写的调查报告中认为，东方农民对土地的利用达到艺术级，一英亩土地可以养活比在英国多六倍的人口，从套种、燃料、食物利用、施肥循环、土壤保护，都非常了不起……所有这些，与农民对时间的认知精细和潜意识里对物道的理解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