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士给贾宝玉提亲读后感汇编(53)

王国维在评说《红楼梦》的杯具价值时，指出关键性的一点，是《红楼梦》不把杯具之因归罪于几个“蛇蝎之人”，而是“共同关联”的结果，如林黛玉，她并非死于几个“封建主义者”之手，而是死于共同关联的“共犯结构”之中。而“结构中人”并非坏人，恰恰是一些爱她的人，包括最爱他的贾宝玉与贾母。他们实际上都成了制造林黛玉杯具的共谋，都有一份职责。这种杯具不是偶然性的杯具，而是人处于社会关联结构之中成为“结构的人质”的杯具。
《红楼梦》的忏悔意识，正是意识到自己乃是共谋而负有一份职责的意识。《红楼梦》正正因有此意识而摆脱了“谁是凶手”的世俗视角，进入以共负原则为精神支点的超越视角。可惜王国维未能发现《红楼梦》美学价值中的另一半--喜剧价值同样具有它的特殊的深刻性，即同样没有陷入世俗视角之中。
贾雨村在乱判葫芦案中扮演荒诞主体的主角，但他并不是“蛇蝎之人”的主角。当他以生命个体的本然应对讼事时，头脑十分清醒，决定十分明快，但是，一旦讼事进入社会关联结构网络之中，他便没有，并立即变成了结构的人质。他应对明目张胆的杀人行为而发怒时，既有良心也有忠心(忠于王法)，但是良心与忠心的代价是必将毁掉他的刚刚起步的仕途前程。一念之差，他选取了徇私枉法，也因此变审判官为“凶手的共谋”。可见，冯渊无端被打死，既是薛蟠的罪，也是支撑薛蟠的整个社会大结构的共同犯罪。说薛蟠仗势杀人，这个“势”，就是他背后的结构。
贾雨村在葫芦戏中扮演荒诞主角，表面上是喜剧，内在则是一个士人没有、没有灵魂主体性的深刻杯具。总之，《红楼梦》的内在结构，是杯具与荒诞剧兼备的双重结构。也能够说，《红楼梦》的伟大，是大杯具与大喜剧融合为一、同时呈现出双重意蕴的伟大。一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只重其杯具性，忽略其荒诞性，这天正需要我们做一补充。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哲学的，指的不是《红楼梦》的哲学理念，而是它的生命哲学意味和审美意味，即由《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及其他女子等美丽生命所呈现的生命形上意味。也就是说《红楼梦》的永恒魅力和美感源泉，不在于它与社会形态变动相连接而产生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呈现了一群生命，一群空前精彩的诗意个体生命。这些生命，也带有儿童的天真和原始的气息，在你争我夺的功利社会里都在内心持续一种最质朴、最纯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