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说商君书读后感合集(20)

商君对于民众的重视非有以人为本，而是人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点来讲，其所讲的“法者，所以爱民也”，就是“圣人为国也，观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则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于个人来讲必有家庭、家族。而于个人、家族、家族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荣誉。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赏赐，对于一个普通人民来讲都是梦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给他们实现的一条路就是“农战”皆有功。且“赏随功，罚随刑”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这样商君就将人民团结起来了。加之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使国家的凝聚力增强不少，对于国家的实力的增强会有重要的意义。
四、商君的思想
最后我们将儒家与法家进行对比一下，特别是与商君之法进行对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独”，提倡用仁义来治国。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种灾害“辩、慧、礼、乐、慈、仁、任、誉”，再来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种灾害：“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是儒家等奉为至宝的，在商君看来是于国无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点，即人类追求名利、淫佚，而作为儒家之学只是“看上去看美”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个人的自觉与修养，儒家所谓智善仁义并不能彻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个策略，即“重罚轻赏”。其还指出“凡赏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种人际关系或者新型社会关系即“赏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远，不失亲近”。
同是对国家的治理，儒法两家所采取的方式却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过修养和君主施行仁义，而商君则认为靠严密的法治律令来让人民规范思想行为，两者的所选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讲仁义，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讲法，行重刑而得长治。两者都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来实践，可两者都失败了。如何治理国家，怎么治，如何把握这个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临的问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