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生平事迹的读后感汇集(202)

有意思的是，林语堂先生与苏东坡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首先，他们都有一种自由达观、不拘于世的人生态度。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说：“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
其次，他们都有诙谐幽默的个性。苏东坡在科举考试中自己杜撰了一段皋陶“三杀三宥”的典故。以严谨著称的主考官欧阳修（一说主考官之一梅尧臣）询问出处时，他竟一点儿不在意，引用孔融编故事讽刺曹操时说的戏言“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来化解。因“乌台诗案”被抓捕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死生，却还能临时编出杨朴的故事和一首诗来，把妻子哄得破涕为笑。而林语堂先生也有“幽默大师”的称号，甚至幽默这个词，就是他根据英文humor的发音和中文意思创造出来的。
第三，他们都是享受饮酒之乐但又不善饮的人。苏东坡说他不羡慕海量的人，自己喝完一杯就醉，也一样得其所哉。林语堂先生说：“我的酒量不过绍兴三杯，有时只喝了一杯啤酒便会觉得头脑昏昏然。”并曾在一本书中用一小节来描述喝酒的乐趣。
这种人生观的契合，就像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对接，使林语堂先生成为最适合写苏东坡的人，也只有他能写出如此精彩的《东坡传》。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大师对大师惺惺相惜的一部作品。
《苏东坡传》不仅写人也记录了一些历史。因为东坡先生所处的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也是最动荡充满变革的时代。书中第七、八、九章主要讲王安石变法及其后续，是本书略有争议的部分。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写苏东坡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王安石的。苏东坡上疏指出过变法存在的客观问题；当他在地方任官时看到大量百姓受到新法的伤害，写了很多反映民间疾苦的诗，自己遭受到“乌台诗案”；后来，又被改革派的一些小人几度迫害。所以，变法与苏东坡大半生的漂泊息息相关。对于王安石林语堂先生参考了非常广泛的历史资料和笔记，不是妄加抹黑或胡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