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诸吕为乱读后感精练(24)

篇8：史记读后感
关于西方文学的来源，好像有种说法是脱胎于吟游诗人的说唱故事。而中国史官的来源却很明确，是探查宿命的星官。我觉得严谨的说来，《史记》还是不太好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分析的。虽然她在文笔上有文学性，也可能确有作者个人主观意图的表露，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对既成事实的收集与记载（不管获得的历史资料是否真的是“事实”，至少史家总是努力寻求的）。
一方面，大型通史的史料来源是数代人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即使整理者是史家个人，但其读者主要针对的也并不是大众，而是当时的政府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目的是以史为鉴。所以史书必须把“果”的详尽展示放在首要位置，并予以最大尊重，至于“因”，以及“因”与“果”的联系，那可以由读者来分析推测，史家有参与探讨的自由，但并不是他的责任。而除历史小说外的文学作品正相反，即先有创作动机的“因”，后有内容的充实“果”。正是本着这个实际的出发点，正史书还是不能当作一种发自个人的心灵诉求的“创作”来看待的。
和《左传》《资治通鉴》等可信度较高的编年体史书相比，《史记》之所以显得更有文学性，因其开创了纪传体形式，对历史人物的描述方式是跨时间维度的单独列传。所以司马迁不得不对人物的人生历程有一个线性的展示，凡在当时得到公认的重要事件以及结局，他要设法以一种宿命的方式连接起来，并把当时别人对该人物的说法填充进去。即使在这个“连接”过程中有所发挥，那也是要参考一下是否符合当时的普遍看法。从《太史公自序》里对自己年轻时四处游历的描述，以及对继承史官父亲遗志的强调，就可以联想到司马迁所秉承的著书态度。
那《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刺客列传》等名篇里，怎么看待司马迁对部分事件的大篇幅化以及对私人对话的详细描写呢？我觉得司马迁是有一定发挥，但依然是有具体依据的。首先，作为史官能够查阅到的史料在当时肯定是全国最丰富的了，其次，当时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只一两位，而是文人卿士阶层普遍的知识储备，民间对感兴趣的历史人物还会有各种传说，所以对一个事件的描述往往可以有很多种途径获得，而且在司马迁接手前应该已经开始文学化了。而司马迁要做的就是，拣选出其中比较能贯通人物的宿命感，并符合当时人们的思考逻辑的那些史料与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