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宪法后读后感汇聚(40)

对汉娜来说，她的工作对象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被送往奥斯维辛后惨绝人寰的屠杀照片或者死亡行军中的验尸报告，她的工作对象只是一张张报表、一个个数据、一枚枚公章而已(即使是文盲也得面对这些东东工作)。当然相对来说，汉娜的工作比较粗鄙——她不识字，因而无法成为现代官僚体系中一个称职的文员，所以，她只能在整个官僚体系的最底层艰难的挣扎。
于是，汉娜不得不直面在起火的房子里号哭喊叫的众多犹太生命。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无耻的责任转嫁——下命令的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让底层执行者来承担这触及灵魂的绝伦工作?而要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并不在纳粹那里，而正是来自于现代官僚体系本身的痼疾。对于现代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来说，“他们只处理他们行为的财务结果。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钱……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所以，纳粹大屠杀的负责部门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就不再只是一个命名上的障眼法，而是确有其工作性质所指了。而在汉娜那里，生命一旦成了工作对象，生命本身就非人化了，所以她会在法庭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开门是因为这是我做看守的职责所在——此言正中现代官僚体系的命门。
在官僚体系内部，汉娜无疑是被动的，她甚至没有动过升迁的念头——不识字使她完全失却了挤入文官阶层的希望，她只是官僚体系中卑微的一块垫脚石。其实，现代社会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大工厂，官僚体系则维持着整个工厂的正常运作，汉娜只不过是被动而又含辛茹苦的在工厂中奔波劳作的底层员工而已(不过起码她还是个“员工”)。而在被战争充分动员起来的纳粹德国，整个社会工厂更加铁板一块，就连死亡集中营本身也逃不脱“工厂”的性质，奥斯维辛也好，布痕瓦尔德也罢，“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直接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党卫队的工作性质无疑有着更为极端的暴力特性——国家的暴力机关对官僚体系的服从甚至要时常逾越其道德盲视的底线，也就是说，有时候国家暴力机关要摒弃繁琐、冗长的劳动分工而直接执行某些反道德的举动(干一些“工厂”里的脏活、累活)，但这些举动却因为符合现代官僚体系的内在要求而被合法化(或曰合理化，现代法律本身就是对现代伦理道德的最低层次表述)了。如果可能的话，官僚体系还会在事后对此行为进行体系内的道德表彰;而反对此行为的人，即使身是居高位的军长，也必须服从来自官僚体系的严厉处罚——也许是跟汉娜一样的终身监禁，并且看不到提前释放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