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古文读后感锦集(32)

古者繁华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书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总之，《报》中，司马迁经过富有特征的语言，真切的表达了自己慷慨激昂的情感，表现了他高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看罢此文，《史记》为什么会有那样重要的成就，也就不敷为奇了。
司马迁不仅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详细地表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史记》的创作蕴含着作者极其深沉的感慨，因此具有极其强烈的抒情性。很明显，《史记》写的是汗青，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批驳。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照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黑白批驳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结论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写《史记》正是经过对汗青人物及汗青变乱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实际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
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低鞭笞，那种对佞儒苛吏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歌颂，那种对失路好汉及含愤志士的无穷同情，都极为鲜明地表现作者的爱憎批驳。鲁迅老师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慕义而去世，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置惩罚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去世，去世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标准。司马迁认为仅以一去世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存亡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