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的坎读后感合计(4)

这种复杂的感情还产生于对现存生活方式的不认同。当代的奥勒留说：“我只知道我不适于干什么，但不知道我适于干什么。”上世纪60年代的人就在这样尴尬的心理困境中寻找着出路；不仅如此，他们还常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负罪感，好像曾经受过谁的恩典，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欠着一屁股的债，干什么都不理直气壮。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装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而是装出一副瞧得起人的样子；没有装做什么都懂，而是装做什么都不懂，谨小慎微，谦卑得首屈一指。然而就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品格蜕变成各式各样的修辞格。
厌弃30岁，像厌弃一块油腻腻、脏兮兮的抹布；鄙视30岁，像鄙视一堆随风飘荡的枯枝败叶。我们的航船随时可能触礁沉没，我们还没有见识过惊涛骇浪，便已经在办公桌上一盏浓茶的微澜中淹死。我们无法觅得阿英、林语堂、何其芳、严文井他们那样的心境，无法壮怀激烈，无法闲适随缘，无法咀嚼生命、感谢生命。我们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眼睁睁地看着时光流逝，看着别人成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英雄儿女，看着别人贪婪地掠夺金钱美女高官厚禄，只能把斩不断理还乱的无可奈何掩藏在死皮赖脸之后，强打起精神蹉跎新的岁月。
莱蒙托夫，那位天才的俄罗斯歌手，在他著名的诗篇《咏怀》中写道：“我悲伤地注视着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未来不是空幻就是黑暗，／在认识与怀疑的重压下，／将会一事无成地逐渐衰老下去。……我们这些忧郁的即将被遗忘的人们，将要无声无息地在这世界上走过，／没给后人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也没留下一部天才撰写的著作。／我们的儿孙将用轻蔑的诗句，来侮辱我们无言的尸骨。”诗写于1837年，其时莱蒙托夫23岁，刚从高加索流放回到彼得堡，距他被上流社会谋杀只有四年。上天为什么没有让我们在早些时候、在一场劫难中壮烈殉国呢？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富有献身精神。
书中有位作者描述了一场噩梦：在上世纪，50年代人超越了60年代人，与70年代人接轨，把权力直接交给了70年代人；60年代人被历史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