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学课的读后感汇集(18)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
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的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