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自强运动读后感摘录(72)

读吴晓波的书，看着这些不算真正企业家的企业家（因为他们都是官员）在自身和整个社会条件的局限下，为我们这个民族打下现代化的基础，可以感受到他们成功时的欣喜，失败时的无奈，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真实。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虽无人事先计划，但这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使我们感受历史自有其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屈辱的，我们在不断的试错，不断地修正前进的方向，历经百年，把一个老大帝国基本完整地带入现代民族之林。
相比当年的奥斯曼帝国，伊朗，你就会知道我们有多牛。而为这一伟大历程做出基础性工作的，应该是这些洋务运动的`先驱者。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这十几年间，由于北洋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松散，是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的杰出的民族企业家包括荣氏兄弟，张謇，卢作孚等，他们各有各的精彩故事，读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从1927年到1977年，政权几经更迭，但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仿佛又回到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惯性，在面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和困难时，采用各种手段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段时期给企业家们发展的空间几乎没有。直到改革开放后，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又重新站了出来，甚至有慢慢变成整个社会中坚的趋势。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只要有少许的空气和阳光，他们就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吴晓波说，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都有大一统的文化追求，要实现这个追求，中央政府就要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就需要控制地方，控制思想，控制精英人才，更加要控制国民经济，这个是从两千多年前秦皇汉武的时候就开始的，至今依然如此。这是不是适用于中国的真理我不知道，但是中国真的好像和西方不同。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比之汉帝国受到来自匈奴的压力有相似之处，但也多有不同。今天中央政府还在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思考着如何对待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虽然其中多有反复，但也无需无端揣测当政者会拿国家公器如儿戏，如果不是改革的执行者，很难体会到这有多难，但再难也要往前走，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