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严冬转观念勇担当读后感收集(44)

“家”“国”这两个经常被并置的概念，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段往往构成了相互映射的关系。“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迅速碎解，出走的新青年一时成为最耀眼的文学形象，“家”作为老中国压迫和罪恶的代表。不断被控诉、放
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被放逐的“家”的意向在战争时代又受到“魂兮归来”的召唤，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家”成为对离乱的人心和破碎的国土的有效组织形式，就像1939年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到的，“家庭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家”“国”想象又以错杂的方式被组织到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以及新政权合法性论证的叙事中。
在小说中，觉慧成为一个旧家庭制度的反抗者，其实远在真实的悲剧发生之前。他的苦闷，他对家庭压迫的感受，基本来自新书报的阅读。在巴金的笔下，觉慧童年时关于人生和世界想象是来自马房中老轿夫讲述的故事，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劫富济贫的剑侠，没有家庭，一个人一把剑，到处飘游”；而随着他进入中学，开始阅读新书，他的世界就改变了面目。这些新书报构建了一个古旧腐朽的旧家庭形象，并相应地用一个遥远模糊的乌托邦完成了“离家”的召唤。在《四世同堂》中老三祁瑞全也是选择了出走这种方式来追求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只不过他们出走的方式不同。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的出走背后都有他们大哥的牺牲，所以两部小说中这一点很相似。年轻气盛的一代可选择出走去表达自己心中想要表达的东西，而肩负着家族使命的老大，却永远无法轻易地卸下自己的担子去追寻自己的心中的乌托邦。
二者唯一不同的是，高觉慧受到了新书报的影响选择出走，而祁瑞全是因为邻居钱家长子为国殉身也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
作为小说重要彰显的唯一新女性，琴的追求、理想和勇气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新书报而来。当琴想投考男女同学的学堂，母亲表示反对以后，琴一时间觉得很凄凉，似乎希望完全飞走了，甚至墙壁上挂的父亲的遗容，也对她哭起来。“她无聊赖地接下裙子往床上一抛，走到书桌前面，先拨了桌上锡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