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读后感白银时代精练(10)

“我们现在的（教育）写作，往往是一种应付式的，我把它称为命令式的。这种写作，不是出于你内心的触动，不是在你写完以后感觉到是为将帮助我、陪伴我或者认出我是谁的这样一些读者而写。……“授权”，就是要表述一切，要表述在教育领域，在思想领域，在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我想，这种表述一切的权利，与那种不断窄化的、特别理性化、技术化、知识化的写作是大相径庭的。越是有批判性的东西，越是有新思想存在的写作，它才有可能触动读者，触动读者的一种回应，一种互动，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交流的欲望。”
这段话大概能让教师们想到每学期必交的论文、案例等，这些出于惯性和形式的行为虽为教师所憎恶和接受，但很少有人作出深刻反省的。长期以来的教育积习使得“教育写作”这样一个命题向着“技术化”和“形式化”的方向不断靠拢，它缺乏新鲜活泼的生命，这正是张文质所厌恶和反对的。因此，他认为教育写作可能是走进了一个误区：
“你不会感到有一种思想在搏击，有一种思想在萌芽，或者有一种思想在诞生，在碰撞，在裂变，这些痕迹都看不到了。”
基于此，张文质认为教育者有必要重新打量“教育写作”，有必要将“教育写作”从公共的写作和话语系统里面剥离出来，来一次“教育写作的自我授权”，即，不需要有规范的模式，做到“我手写我心”即可。这种“授权”来自于“唇舌”，而“唇舌”是自由的，因此我们不妨把“唇舌的授权”理解为：自由表达，真实尖锐。为此，张文质甚至说：
“对于教育写作，我宁愿看到的可能是混乱的、不清晰的，不是那么理性的，但却是真实的尖锐的素质”
这并非是张文质的矫枉过正，也不是张文质对理性的厌恶，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对“教育写作”中自由、活泼、真实、尖锐、深刻、预见性等优秀品质的极度渴望。
当张文质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和教育界的写作现实后，当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理明灯”后，就意味着在思想和理论上他拥有了坚定的方向和基础。解放了头脑之后，就必须解放手脚。换句话来说，在确定了“教育写作”的内容（写什么）后，他还必须要为“教育写作”找一个恰当的形式（怎么写）：什么样的形式才符合他所谓写作中的自由、尖锐、深刻？他在《1997年教育手书》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