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修辞学读后感汇合(4)

这是与原先的文辞本位相对的，从语义上看，修辞义为修整文辞，陈望道“消极修辞”的提出破除了这一观念，这里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旧有的"纯粹雕琢形式的修辞不再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技术手段，而只不过是适应情境与题旨的工具而已，于是修辞学中雕琢词句的“美感”便让步了，语言修辞与表达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许不应有人为自己不加修饰的“低等”语言而遗憾。在第一篇中，陈望道明确提出自己的几个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灭歧视，“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同时希望治疗两种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辞堆砌病，应该说，这在1932年语言新旧更替的中国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其次，这种让步给了言语更广阔的介入社会的空间，言语的目的在于适应情境与题旨，这就至少为语言的使用打开了两条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辞学束缚的言语可以径直走向萨特的“介入”，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本身，完全投入对情境与题旨的高度参与，一些原先相对弱势的言语不需要汲汲于用旧“修辞”武装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另一方面与萨特相对，巴特的零度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础，各种不同的言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修辞与否的准绳被打断后，不再有关于优秀语言的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反思的矛头便能够直接对准各种话语本身，亦即对准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具有超出修辞学本身的积极意义。
三、《发凡》新体系的符号学思考
陈望道的符号学思考大多集中于第二篇，他认为“语言文字的声音、形体、意义，都有固有和临时两种因素”，储存在大脑中的声音、形体与意义都是抽象的，只有固有因素，在实践与运用中才被赋予临时因素，被赋予具体的用法。这里是说，经验世界被范畴化后储存于大脑，此外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同时具有理据性与任意性，就这两点而言与索绪尔几乎是一致的。
但同时他更加强调了社会因素的作用，语言活动中必须有情境与题旨的参与，这一点其实在全书中是一以贯之的，在《发凡》全书中，其实是有能指与所指稳定结合的锚点的，如陈望道认为消极修辞的记述表达法式是“概念的、抽象的、理知的”，而积极修辞的表现表达法式则反之，而即使是表现境界中也可以使用消极修辞，《发凡》认为表现法式受社会意识影响最深，其实就是说记述法式更接近“固定因素”，是更接近事物概念本身的。我们在接受消极修辞的语言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就语词本身进行概念与逻辑的推算，而积极修辞则是通过社会经验进行联想，但同时陈望道也指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并不是截然分明的，二者常常缠夹不清，一句生动的言语中自然也包含有记述的成分，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两种思维方式应该是常常同步发生的，只是我们对二者运用的强度有些许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