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老鲁的读后感锦集(18)

我也下了决心。可第二天，天一亮，她来找我，我已经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给她写信了。信里第一句是：
‘赞美呀，一夜之间消褪于无形的牙疼。’
她知道我脾气，既不疼了，决不肯再去医的，还是打主意给我弄点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去。第二次，又疼了，肿得更高。”
“还好，又陆陆续续疼了半年，疼得没有超过纪录，我们当真有机会离开云南了。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
‘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这短短的一段描写是多么情真意切。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正巧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我们又一次聚在一起了。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落魄》、《老鲁》诸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复仇》，早在1940年初就写出了初稿，但他不满意，又一直没有时间修改。现在，有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把《复仇》精心地改了又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有些作品，如《老鲁》，直接取材于他在建设中学教学生活中遇到的真人真事。他按照他所信奉的“写生活”的创作原则，把建设中学一位姓鲁的校警写得栩栩如生。
汪曾祺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这两年，是他离开学校门走向社会大课堂的人生第一站。在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写出了情真意切的回忆散文《观音寺》和《白马庙》，由此可见，汪曾祺对走出校门后所接触的饱含磨难的人生第一课，在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难忘的印象。(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