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舍一夕》读后感精练(2)

导语：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对其形象都有着真切生动的刻画，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汪曾祺先生和他的羊舍一夕。
汪曾祺是北京市有威望的老作家，最近十年来(即从他的花甲之年开始)，他的创作力尤其旺盛，写出了全国获奖短篇《受戒》等一大批有自己独特风格、有广泛影响的小说、散文作品。
我很早就知道汪曾祺文学功底深厚，艺术修养也好(他对京戏有特殊爱好)，他是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50年代初期，沈先生的处境不好，但他仍同沈家保持密切来
1956年，在一次文学编辑工作座谈会上，我对汪曾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他正主持北京文艺的编政。他有一个发言，我觉得他见解不凡，编辑水平很不一般。此时我才知道南京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方之的成名短篇《在泉边》(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选第二集)是经由汪曾祺从来稿中发现并给以发表的。这奠定了方之和《北京文艺》的特殊交情，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方之将他创作成熟期的一篇最好的小说《内奸》交由《北京文艺》发表，这篇作品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可惜它竟成了早逝作家最后一篇得奖作品。这些是后话。
我没料到的是汪曾祺这位热爱文学艺术颇有素养的专家却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他的编辑岗位，随后下放至北京西北张家口地区的农场劳动。
他从农场归来后即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不久摘掉了“右派”帽子。
对于汪曾祺这个文学艺术的有心人来说，下放劳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与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大众的亲近，必然激发着他的灵感，孕育着他文艺的再创造。
最早我似乎是从同事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那儿得悉汪曾祺手头有小说稿，遂安排编辑去同他联系。那是60年代初期，物质生活较困难，国民经济在调整，上级部门重申了文艺的“双百”方针，广泛团结知识分子、专家，所以作为一家全国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们敢于去向摘了“右派”帽儿的作家约稿，为此并制定了一些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