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授》读后感汇合(60)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1840年前后的那一段历史，越回想越觉得屈辱和悲愤。他用手指着隐藏在中华民族还未曾愈合的伤口下的民族惰性，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道伤口被一次次划开，是因为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因为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阶级饭碗的摇动。还因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第23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作者以为，那时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是陈旧腐朽的器物和政治，且在根本上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十九世纪“中古的人民”。相比较而言，1840年以前的西方世界却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明。零零碎碎的五百年中，西方世界已历经了不知几多剧烈变革。自帕台农神庙和万神殿予追寻自由、财富和现世幸福的人们以庇佑，几乎统治了欧洲整个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皇的头顶，上帝的光环便开始消退和弥散。而即使是信奉国教的英国国王，也不得不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中，逐渐掣肘于他曾经忠诚的盟友——下院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神奇地驱动着笨重的火车轰鸣向前，满载意气风发的新贵们，去往金碧辉煌的水晶宫。在这风光无限的旅途中，“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性主义被高声呼喊。
这呼喊甚至从大西洋彼岸独立不久的美国传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直抵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狱。这时充斥着西方的不仅是呐喊，更甚还有前所未有的照亮沉沉黑夜的光明。这光明一旦降临，工厂便再无眠夜，机器的齿轮飞快地运转，推动着西方世界驶向那更为喧嚣和嘈杂的远方。就这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一举将稚拙的美国和曾经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推到了科技的最前沿。
经此一番对比，清王朝在坚船利炮下的不堪一击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西方的优势是如此显而易见。当蒋廷黻站在十九世纪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社会的历史转折点上，环顾四周，他望见“东方日出之国”正喷薄而出、冉冉升起；他也依旧记得俄皇“大彼得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的历史。（正是“大彼得”的这些作为，奠定了俄国近代化的基础）而在离他最近的时代，他看到，在几近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土耳其——那个也曾是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却因只知保守而被欧洲列强宰割的土耳其——的废墟和瓦砾上，民族领袖基马尔“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打稳立国之基础。“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所以，在蒋廷黻看来，“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