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两洋高中读后感聚集(82)

天性和后天培养同样重要。苏轼天资聪慧，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环境，父亲是大学问家，无论做人、做事都堪称表率，母亲深明大义，处处以身作则，给予了苏轼兄弟另一方面的教诲。这种生活环境也为他们所拥有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慈悲胸怀和以天下为已任的家国情怀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我感觉少了一些逆境磨炼，性格中也就少了刚强，我想这可能也为苏轼兄弟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不占上风的原因。
苏轼一生都在纠结“出世”与“入世”，他一直都想归隐，但迟迟下不了决心。他也想实现自己的宏大政治报复，但缺乏政治斗争的激情和必要的手段，从他面对“王安石变法”的作为到对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态度，他都是持一种厌倦的观点，自古优秀的政治家必须集救国志与强国法于一身，而苏轼明显缺乏后者，虽然他曾经身居高位（当过帝师），影响巨大，但始终没有跳出文人性情。他的志向因此不得以实现，而他本人也没有能力去创造或者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个人命运始终是与国家命运一致的。如果苏轼兄弟没有从小立下为国为民的志向，估计他以后的成就不会这么大，诗词中的意境不会这会高，也不会得到人民真心的爱戴。所以说为民情怀伴随苏轼的一生，哪怕在他人生最困难的黄州、岭南及至海南流放时，支撑他以积极态度生活的还是为国效力，为民造福。
做人要有悲天悯人的心肠。从苏轼的成长轨迹及做人做事风格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对国家尽忠，对父母尽孝，对妻子真心，对兄弟和睦，对朋友以诚信，教子女以大道，所以他每走一个地方，都能影响、团结、带动一大批人。“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王朝，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两任抗州，为当地两修“六井”，斗瘟疫、扩西湖，修苏堤，筑河坝，任密州时带领百姓抗蝗灾大生产，任徐州同百姓抗洪流保家园，就连在岭南、海南地区在个人温饱情况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在想着在政策面上为周围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如果他个人不具备这些素养，他不会被这么多人所敬仰，他在困境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来帮助他，他的诗词也不会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