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守望读后感汇聚(16)

我们的理性不是万能的，而世界也好，教育也好，远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简单。然而，现实中总有“教育真理的代言人”出现，甚至在教育领域之外的人，只要自己上过学，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对教育问题指手划脚。刘教授在书中指出了这种“理性的自负”的根源：“什么都说，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宣称能说清楚，把教育的世界变成一个毫无迷魅的世界，对于教育生活缺少一份必要的敬畏之心，这其中隐含的乃是教育中的技术主义倾向。”
“技术主义”，就是要寻求“规律”，追求“模式”。当下，“按教育规律办事”是很多教育工作者的一句“时髦”用语，总认为教育存在着一种能提示育人本质的确定的“规律”，只要找到了规律，按照规律的操作程序去执行，就会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教育领域也有了“造星运动”，名校办学模式和名师教案成为模仿和学习的重点，不少老师就此成了“熟练操作工”，执行着专家、大纲、教参、教科书、名师的旨意，而自我的思想却在教育世界中缺席。这就是“理性的自负”的代价。
如果下次再遇到坐而论道、对教育侃侃而谈者，在接受或批判他的观点之前，我们可以先仔细品味一下刘铁芳教授这段话：“凡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称“学习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称教育的真理在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发展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
教育是富有诗意和理想的事业，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有一种教育情怀，有一种“乌托邦”情结，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勒出一种“绝对”的“好教育”。也许，这种“好教育”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如果连理想都没有了，教育生活只能是日复一日地耗费生命。
“绝对”的“好教育”在哪里？刘教授提出：“从柏拉图到杜威，从孔子到蔡元培，多少仁人志士孜孜以求，但现实总是现实，总是匮乏的事实……但我们相信它们‘在’，‘恒在’，在我们坚定的信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