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训诂书的读后感合集(36)

王力先生对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简单来说可称为“两个阶段，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汉代到清代末年，这是封建主义文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899年到1949年，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期，是以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问世。
按照四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经学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以疏解经义为目的，其中重要的著作《说文解字》、《尔雅》。秦汉时期有很多编纂的识字课本，当时国家对语文教育非常重视。直到《说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阶段，童蒙识字课本阶段。汉代崇尚经学，“训诂”由此兴起，但读古书，在学校讲授经书，不能随便乱讲，《汉书·艺文志》又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读书应尔雅”就是讲解应该正确，《尔雅》实际上是一种故训汇编。
第二个时期是佛学与理学时期，在这一时期经义虽也还算重要，但主要不在于字义的辨析，而在于章句的阐述，于是语言学的重点转移到音韵学上，以与文学上的声律，哲学上的佛教相配合。韵书产生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诗赋的需要。莫有芝《韵学源流》说：“今韵者，隋唐以来历代诗家承用之谱也。”莫氏的话可以说明韵书的性质。在韵书为适应诗赋需要的同时，出现了超过这种需要，而进入语言学领域的《切韵》，虽然已经亡佚，通过学者的考释以及《广韵》前面的作者的《切韵序》，可以将《广韵》的语音系统看成是《切韵》的语音系统。王力先生认为《切韵》的语音系统是以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为基础（可能是洛阳话），同时照顾古音系统的混合物。另一部韵书《中原音韵》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中原音韵》由于是为北曲而作，使用范围狭小一些，影响也相对较弱，但是从中国语言学史上看，《中原音韵》的.
价值，比起《切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基本上是以实际语音为根据的。
第三个时期是经学复兴时期，经学家们遥承“汉学”，作风与“宋学”迥然不同。清儒在研究方法上超越前人，“小学”硕果累累，同时甲骨文的出土，铜器的增加，有条件认识汉人所未识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比汉人多了解远古的语言。清代是小学的黄金时代，《说文解字》的研究在这个时期最盛，因此，乾嘉间的《说文》之学被认为是文字学的复兴。清代说文之学，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的工作；第二类是对《说文》有所匡正；第三类是对《说文》做全面研究，多所阐发；第四类是补充订正先辈或同时代的著作，其中以第三类最为重要，并且出现了“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说文四大家。在甲骨文和铜器的影响之下，在清以后，出现了古文字学的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