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在酒楼上读后感收集(12)

而小说中的二个“我”的关系， 又未尝不是鲁迅自己精神世界矛盾的一种表现?简短的结论。
人物“我”的访友与吕纬甫的送花性质乃是一样的，是一种类似关系。他们都因情感的牵累而来，结果都得到虚空，都感到无聊，并且都想到了“一石居”。人物“我”的进“一石居”，“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吕纬甫应该也不例外。吕纬甫向人物“我”叙述其“无聊”乃是诉说人生之百无聊赖：于社会，早已无与于进步文明，于个人，连情感的牵系也抓不住、摸不着，那么，人活着的依据是什么?这是吕纬甫叙述的另一意向，是特定语境中对于听者的发问，也是自问。但是这一叙述与人物“我”的叙述是一个类似关系，其实也是人物“我”所不能、无法解答的问题，故而这两者的叙述构成一个潜在的反讽。
吕纬甫其实还应该可以与鲁迅的另一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合观。在曾为之奋斗的理想落空后，二者都是在情感的牵系中寻找生活的依据，一为爱，一为恨，但倘若认真地思量，爱也虚空、恨也虚空，都不能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根据。所不同者，吕纬甫的老母亲还没有死，所以他还必须活着，必须去做那些他未必想做的事，魏连殳的唯一的亲人老祖母一死，他便任心而活，结果于人无损，倒是毁了自家。古代也好、近代或现代也罢，从理论上说，从社会实际人生样态说，人的活法其多也不可胜数，但吕纬甫的叙述中，始终要寻找的是人生的价值、意义，这种价值、意义又总是以他人、以社会为条件的，这或许竟是革命浪潮中被唤醒的纯洁而又平庸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特征。革命浪潮带给他们价值观念，带给他们理想，但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们施展的舞台就夭折了，历史不会重来一遍，革命即便再次发生也早已换了花样，不再是这套把戏，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为自身准备的那些虔诚的香客信徒，要么改弦更张，要么作那革命的无谓的殉葬品——那样的革命永远不会再来。
我们也许可以说，吕纬甫乃是“革命遗少”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