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御侮的读后感汇聚(10)

《水浒传》忠义观念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正统儒家的封建政治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有许多方面同正统忠义观念迥异：
第一，正史忠义观念同普遍的天理相联系，理性原则优先《水浒传》忠义观念同个体的生存欲望相联系，感性原则优先，较多地渗入了意志的因素。
第二，从忠义观念的社会功用来讲，正史忠义观念是封建统治秩序的肯定性因素；而《水浒传》忠义观念不时成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否定性因素，水浒英雄常常以忠义为名“杀富济贫”、“抢掳官廒”，他们要“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搅扰得道君皇帝龙盘椅上魂惊，月风楼中胆裂”。
第三，从义观念的行为主体来说，正统忠义观念是一种普遍性原则，如黄宗羲在《原君》里所说“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所有臣民尤其是官绅阶级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水浒传》忠义观念是少数天罡地煞的德性和行为准则，水浒英雄是历劫的天神，他们身上的忠义带上了神性的色彩，忠义并没有推及于一般人。
这是一个忠于朝廷、维护封建统治的较大的义士集团，实质上是一支身居草泽之中、心在朝廷之上的“忠义”军。《水浒传》第三十二回中第一次说出“招安”这个词语的应该是武松，他与宋江谈心，当宋江邀他一起去清风寨时，他说道：“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则说：“兄弟有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并请他：“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表明在流落江湖时，武松、宋江等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落草”并非长久之计，仅仅是为了躲避自身灾祸的权宜计策。在梁山泊大聚义后，宋江在菊花会上“一时乘着酒兴”写了首《满江红》，词中有“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除却奸邪目。
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受到武松、李逵的反对后，他批评武松说：“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这些表明：梁山泊英雄聚义成为一个集体后，已不再如个体侠义那样快意恩仇，也不像如占山为王时那样仅仅为了小团伙的生存“打家劫舍”，而必须把英雄行动的目标转向到英雄发展、民众安全、家国保卫等方面丧，实现广泛的侠义与忠义融合，即成为“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英雄。对皇上的愚忠只是他们主张的“忠义双全”思想观念的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而最根本的含义则是他们身上固有的且具有普遍性的那种“忠孝节义”的心理特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并认为这种上下等级的区分具有不可违背性，要绝对遵从，否则就是以下犯上，不忠不孝；而这种等级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名望的高低、出身的贵贱、甚至年龄的长幼等等，简言之，这种等级秩序是天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