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读后感350汇聚(95)

金锁记读后感28
张爱玲描写男权制度社会里女人的恶，女人的力量，这本已是她艺术创造中非常大胆的成分，可是她还有奇特的一种方式，那就是描写男权制的社会里男人的软弱。在传统的宗法父权社会中男性所占有的主体权威，在张爱玲的文本中却干脆地被作家的文学书写所暗中破坏、讽嘲与颠覆。张爱玲正是在感悟和思考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之后，以清醒的女性意识观照这一特定条件下的父权变奏。在《金锁记》里“父亲”是缺席的，女性家长是作为说话主体出现的，男性家长的缺席和去势父亲的书写，可以看成一种反串历史、文化现象的女性书写模式，女性角色被作为安置在主角位置而非从属位置，这是个女人的世界。曹七巧的丈夫姜家二少爷是个骨痨，如同行尸走肉；她的小叔三少爷是一个风流败家子，靠祖上遗留的家业苟延残喘。七巧则代替父亲职责把儿子长白调教得懦弱无能。在这些去势父亲群体中，不难发现他们因失去权势而流露出来的阉割焦虑，他们不但被叙事主体推向绝望的处境之中，并被叙述者剥夺了他们作为象征男性宗法父权的主体身份。
张爱玲在作品中不动声色地消灭了这些男性的暴力与霸权，颠覆了男权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张扬了女性的力量。
在男权中心意识的受述者（读者）看来，七巧依然摆脱不了“恶妇”、“**”的指责，如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对张爱玲作出最有分量评论的傅雷先生，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将七巧定位于“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然而，对男性中心意识有着清醒的反省与认识的男性受述者却依然听出了女性立场鲜明的叙述声音，并对傅雷的男权倾向做出了批评指正：“傅雷对七巧的评价充满性别与阶级歧视的话语霸暴力，他称七巧为‘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