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名誉观的读后感合计(36)

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中国文化中的仁扮演的是一种内省的力量，调和着各种矛盾，接近于最高行为准则。一个不仁的皇帝会被民众反对，只是因为他行使的是不是仁。而皇帝，也一直试图宣布自己是天庭仁道的人间代理。而日本，则完全摒弃了这种伦理。因此，忠和孝成为他们伦理中最主要的两极。而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这两种力量完全则是成为了合力。
日本文化当中注重恩和情义，对日本人来讲，给人恩惠实际上相当于一笔重要的永久性的投资;而报恩则是另外一回事，它必须是积极的、刻不容缓的。人们施恩不是美德，而报恩却是美德。人们为了报恩而积极工作实际上就是一种美德。日本人把“报恩”这种行为按不同的规则分成了好多种，但每种恩情都是无论过了多长时间、或是做了多少努力，还无法彻底还清的。对于同等厚重的恩情哪个先报，哪个后报问题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对于那种永世难报的恩情，日本人称之为“义务”，认为：人们永远连那份恩情的万分之一都无法回报。这种难以回报其万分之一的恩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即“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栽培之恩，即“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都必须履行的。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忠的对象仅仅是被指向各个大明和将军。而在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者将这种力量抽离出来，附加在天皇身上。天皇被作为神裔来看待。由于忠是被献给最高统治者的， 因此就只能献给虽然只有精神统治力但全无实权的天皇。天皇在这里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符号。在西方社会中，虽然也要求对某种精神符号忠诚，比如忠诚于国家或者忠诚于自由平等等等，但这种忠诚，更多的是一种对理想的实践，国旗等同于国旗后面所蕴含的国家理想。这种国家理想一般都是普适的。而日本那种对于天皇近乎神般的崇敬和忠诚，则成为一种准宗教。在宗教中，神的发言是没有人可以质疑对错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