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美术史书籍的读后感汇合(54)

另外，我注意到本书的第三章是《先秦理性精神》，而第四章是《楚汉浪漫主义》，也就是说：如同其他谈中国美学的书籍一样，作者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一笔带过了。根据亚斯贝尔斯的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
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而秦王朝是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它的存在时间正处于“轴心时代”时代的末尾；它所存在的地理位置从最开始的西北高原（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一说秦州清水县谷名）直到统一中国定都咸阳，这一地理位置也正处于“轴心时代”的发生地区。
如果说在“轴心时代”里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各文化形态对原始文化都进行了超越和突破，那么，秦自公元前230年开始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征服了所有的国家所有的部落，结束了500年的战乱（请注意：这五百年是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这恰好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呢？它对我们文明的持续影响会是什么呢？这也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有意思的话题。
李泽厚先生在《先秦理性精神》的第三节《建筑艺术》中谈到中国建筑时说：“‘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当然这里的“制度”不仅是指建筑的制度。“汉承秦制”，“百代皆沿秦制”，而秦的制度是由法家建立起来的。众所周之，在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后，秦迅速的崛起了，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只用了10年就统一了中国，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法家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一举击溃了其他各家建立的上层建筑，在“终极关怀的觉醒”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中法家曾独占鳌头？紧随秦后的汉王朝虽然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为后世帝王所采纳，但是汉宣帝曾有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道破了“儒表法里”的天机。汉武帝虽以董仲舒开办太学，广布儒道，但以张汤为代表的酷吏，足以证实其法家的“内里”。再观后世的各个朝代，难道不都是暴力机器在“温文尔雅”“里仁为美”的外表之下，起着维护统治集权的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