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秋韵》读后感选录(6)

冯友兰是民国时期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师、思想家，他对女儿思想的谆谆教诲，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诸位前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时代。但对于中华文明的完善，中华文化整体人格的形成，就未必是一件坏事了。搬起指头数数，梁启超、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鲁迅、胡适、冯友兰……，哪一个人的"名字不是响当当？有了他们，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都似乎减轻了一些伤痛，一个屈辱的时代似乎也有了一点点亲切的温暖，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不提到的文化脊梁。经常和人讨论为什么那个时代出了这么多的思想大家、学术大师，思前虑后，只能说他们的学问，进不求名，退不避罪。那是一个需要思想唤醒麻木中国人的时代，每一位思想大家、学术大师的肩上，都有一副沉甸甸的重担。历史和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是唤醒麻木的同胞，而不是获得自身的完满。
他们长年孤灯，踽踽独行，为的只是一种学术的传承。有时候，传承比实用更有意义。
民族灾难使他们屈辱，屈辱赋予了他们使命，使命赋予了他们责任，责任鞭策着他们成长，成长促成了文化的繁荣。作家朱鸿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创造意义的思想家几乎都出现于小时代，因为小时代相对宽容，春秋，魏晋南北朝，民国，都是这样的小时代”。我并不是完全认同。小时代的思想繁荣，不仅仅是小时代相对宽容，还因为小时代的人有一种民族群体生命前途的惶恐，从而忘却了自身个体生命的追求。鲁迅就是这样，学医也好，从文也罢，只为医治国人。鲁迅是伟大的。一个民族一旦危难，首先站起来的竟然总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
发展到今天，时不时的总有一种感觉，民国的学术繁荣，已经是难以企及的高度。是因为没有使命感了吗？不，使命依然存在。民国的知识分子，所有的学术都是一种自发的传承，如果说他们还企图得到什么，无非是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能行！听说复旦大学的精神是“自由而无用”，这里的无用也许是一种久远的大用，而太多的人，都是那样急急忙忙地追求自身个体生命的完满，企图在如白驹过隙的短暂生命里拓宽自己生命的宽度。这种极度自我个体生命的拓宽，也许恰恰使我们面临了种族群体的精神荒原。因为我们没有民族生命的整体惶恐，所以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思考和追求自身生命的尺度。以此发展，我们是否会真的陷入下一场精神荒芜的民族灾难？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篇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历史一种循环，我们的精神文化是否也要落入这种循环的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