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读后感第二十六章整理(22)

经史之学是国学的正宗，清代大儒钱大昕说：“为学当自经史始。”在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中国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中，古人用生命印证着中华文化的精神，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与借鉴。我们翻开《唐才子传》，在《王勃》传里，说：“六岁善辞章。”他六岁已经会些写诗文了。当时的"诗，就是古诗、律诗、绝诗，当时的文，即古文、骈文。六岁怎么就会写这样的诗文呢?再看《骆宾王》传，称“七岁能赋诗”;《李百药》传，称“七岁能文”;《刘慎虚》传，“八岁属文上书”，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换言之，在唐朝，七八岁的孩子不仅会读懂古文、骈文、旧体诗，还会写古文、骈文和旧体诗。是不是当时的人特别聪明呢?不是的。我们再看近代人，如康有为，“七岁能属文”。梁启超“六岁毕业《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日缀千言”。可见古今人的聪明是相似的。
不论是唐代人或近人，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不仅会读，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在传统文化里汲取了营养。
当代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他具有自传性质的著作《去日苦多》中写道，他自幼在自家私塾接受传统儒家的发蒙教育。杨先生回忆说：“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部分，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他还说道：“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在国学的浸润与陶养中，少年杨宪益的颖悟与才思逐渐显露出，诗人气质与情怀亦现出端倪。充分说明通过传统文化给予蒙童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三、劝学励志，树立理想
在《三字经》的结尾，胪列了大量古人勤苦求学的事迹，从不同的角度勉励人们努力读书治学。且不谈古人，大家知道，民国时代的文人艺人个个满腹经纶，他们的本事从哪里来?从刻苦的阅读，艰难的背诵中来。当年茅盾能背诵《红楼梦》，郑振铎能背诵《左传》，巴金能背诵《古文观止》，范文澜能背诵《文心雕龙》……文人如此，艺人的努力也毫不逊色。余振飞小时学《闻铃》一戏时，每个黄昏都要将台词念唱上五十遍，哪怕会了，也还是要照旧念唱。经过这一番功夫，他的咬字、换气、放音纯纯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