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雏再遇记读后感600收集(96)

关于“牧歌——乡情说”侧重点在于挖掘文本本身表现的中国元素，包括特有的边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于“边城—乡土中国”的再现是具体细腻的，这些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普通读者，相信都能内敛于心，这些描述犹如电影画面或一幅幅中国山水画映入读者脑海。然而，这些中国元素本身只是文本符号。文本符号，也可以延伸至现实社会意义。这就会产生诸如“历史批评说”或“悲剧说”的符号分析。“悲剧说”分析了文化符号在中国特定社会语境下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因果，思考的问题是“善”为何产生“悲剧”、“美好”为何生出“悲剧”，悲剧促使学者深入文本符号，引申至现实社会，将文本中的人物映射到特定的中国社会环境，企图寻找到悲剧的原因。从研究的纵深而言，“历史批评说”比“悲剧说”更具广博胸怀和历史视野。因为当“悲剧说”只是将文本符号映射到中国特定的社会情境，而“历史批评说”则已经将文本符号引申到全球范围内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格局中，这种研究要求学者必定具有大格局、大视野。
只有跳出本地区、本时代，以更开放的胸襟去研究思考文本符号，才能真正看清文本符号的更丰富寓意。
因此，如果仔细研读，会发现研究界的文本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文本符号的再现分析，第二是文本符号的社会分析。前者重视文本符号的逻辑关系、再现脉络，即文本的人物关系、剧情发展和因果关系等等，属于纯文本分析。后者则是通过象征理解，将文本符号引申到某个特定社会语境，将文本符号的逻辑关系、再现脉络解读为特定社会语境下的必然。
在罗兰巴特的符号研究中，文化符号具有两重分析系统，第一级符号系统是一个语言学系统 ，它由能指和所指结合成一个语言学符号并产生意义。第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由第一个系统的 “符号”构成 ，它作为能指与某个文化或意识形态所指构成一个符号。在两个系统中 ，能指与所指的结合都需要作为惯例的 “符码”(code，又译为“代码”、“信码”)，或者说 ，“意指”过程的实现需要语言和文化的符码（郝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