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传读后感汇聚(54)

这本书是一道自然法则的宣言，它绝对地维护着个人的天赋人权和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契约。在忠民兄眼里，自然法则至高无上，天地间的能量是守恒的，比如再大的江河，其能量都是有数的，在长江上有了葛洲坝水电站和三峡水电站，对其能量的开发就已到位了，如果再试图兴建第二个葛洲坝水电站、第二个三峡水电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之举了。同理，社会公权的使用，国家法律的建立，如果不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那将不会是保证所有公民基本权力的善法，而只能是异化了的威胁危害公民基本权力的恶法。
说道这里，我自然想到了前不久那起轰动全国的孙伟铭醉酒驾车致人死亡案，对此本人连续撰写了《成都醉酒驾车死刑案的情法博弈》、《相逢一笑泯恩仇——再谈孙伟铭醉酒驾车致人死亡案》、《差强人意的妥协——点评孙伟铭案二审判决》系列时评。孙伟铭的罪孽确实深重，无照、醉酒驾车、逃逸，成都市中院对其一审的死刑判决引起了民众普遍的赞同。但在一片赞同声中，我指出，成都市中院是放了一颗法理不通的血腥的司法卫星，完全有悖于真正的法治精神，是司法实践的污垢，是对法治精神的亵渎。虽然我的论点广受舆论抨击，但我坚持己见：立法在先，司法其后，对罪恶的惩处只能以以颁布的现行法律条文为依据，否则法律就成为了宽严无度的松紧带，今天不能保护我的法律，明天就可能将灾难降临在你的身上。
通过对孙伟铭案的争论，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社会永远需要正义理性做支撑，而只有理性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而真正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守望正义理性的天职。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人类苦难的时候，依然是完美道德的求索者，绝对精神的洁癖者，他们一方面深切关怀、悲怜受难者的悲惨处境，同时他们另一方面也注意把握造孽者在获取惩罚时的法制理性。
真正的知识分子，惯于以史为鉴，这倒不是对尘封往事中的历史罪恶耿耿于怀，而是对造成人类灾难的根源的念念不忘，惴惴不安。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人类灾难总是在血腥地重复着，所以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就是在历史的迷雾中拨云见日，警惕那些造成人类灾难的社会前提愚蠢地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