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文章望乡读后感合计(28)

谁也不知道巴金撰写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信是老朋友潘际写的。潘际供职于《大公报》，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
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家的思潮。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她们的墓碑竟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
巴金的"《谈〈望乡〉》在香港《大公报》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于是潘际就再次约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当时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他感到自己应该写一部同类的作品。当潘际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名为《随想录》。
巴金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巴金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他记住了好友萧乾不久前的那句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在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以后，悟到了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讲假话了。从前在那些无休止的运动中，已经违心地说了许多假话，现在再也不能那样做了！”巴金泰然处之，对自己的朋友道：“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叽叽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写作，就要写真话了！”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也写不出它们，只有被人剥夺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个“人’！”巴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是凝重的。他激动地把自己对《随想录》的真情写在一封寄给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自己有了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自己的路，我想说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